□特约评论员 王 聃

　　号称湖南史上最严“限宴令”将于11月1日起施行。按照该省纪委监察厅新的规定，在11月1日之后，除了婚礼、葬礼以外，公务员其他宴请事宜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外的人员参加。但有市民反映，在当地部分地区，少数干部职工开始突击操办酒宴。郴州安仁县一家机关单位的干部透露，10月下旬他已经收到了7份酒宴的请帖，部分来自公务人员，有一天更是赶了三个场子。还有退休干部说，这段时间喝得最多的是乔迁喜酒，但有时却发现宴请者的新房根本就没有建好。(10月27日《京华时报》)“连安仁当地酒店的老板也知道，为了赶在11月1日之前，有的只好先办酒宴再装修房子。”新闻的叙述细节令人五味杂陈。原来被网友赞誉为湖南史上最严的“限宴令”，在一些地区俨然已提前沦为路人皆知的虚假应对了。针对该规定的制定初衷，如果公众稍有印象，应该还能想得起湖南省纪委有关人员于今年7月的公开表态，接受不了可以辞去公职。之所以将旧话重提，绝对没有讽刺的意思，当专项调查中甚至高达90%的网友认为“有必要”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进行规范，出台严格的“限宴令”也属理所当然，但“限宴令”前的突击办酒，已注定其推行之路不会如想象的那般顺畅。

　　关于11月1日大限之前正在湖南发生的突击办酒，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严格限宴令推行前空档期的失范作为。但事实上，早在2005年9月，湖南省省纪委、省监察厅就出台了《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嫁娶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规定》，着重管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借机敛财问题，而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中央纪委有关文件，也都对利用职权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有相关约束条例。以此来对比，真相呼之欲出，不是制度缺位，而是对暧昧的公务员宴请的硬约束尚未真正落实，或是没有上升到“史上最严”的宣传高度。由此之下，虚与委蛇式的突击办酒就会不受约束地进行。

　　观察和“史上最严”相随而行的突击办酒，去重新厘清“中国式宴请”的隐喻或许更有意义。以公务人员为主体进行的日常宴请，除了单纯关系的维系纽带作用外，它隐喻的仍是行政生态中宴请的广泛功用。与官本位紧密关联的种种宴请的功用，观察者已经说得很清楚，较之上级，宴请就是领导术；较之同级，宴请就是关系学；它是接待规格的象征，也是公民办事与创造官民联系的现实路径。作家王跃文甚至写道，“一个官员没有宴请了，往往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当一种强大的“官场文化”与惯性挥之不去，当宴请中的隐秘得利与习惯“上贡”成为规则，“中国式宴请”就有了广泛存在的可能。

　　所以，比较起提前的突击办酒，真正令人忧心与必须求解的话题是：湖南该则“史上最严”限宴令能够执行多久？对强令禁止之下的公务员宴请畸形需求，又该如何来制度性消弭？如果我们承认人情社会中的各种宴请无法完全杜绝，监管稍有松懈也可能回潮，那么权力层面的加快约束就理当成为另一种常态。具体到公务员宴请上，对于违规办理宴请者的问责力度必须到位，一以贯之，让“接受不了者辞去公职”，并辅以无处不在的公众监督。推而广之，权力的透明性、行政的规范性改革都必须提速。我们当然暂时并不奢望诸如官员财产公开的顶层设计变化，但只有同步行之的改革，“史上最严”限宴令方能不负“最严”之名。

(原标题：突击办酒钻了最严“限宴令”的空当)